习近平总书记在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，不论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激励我们不畏艰难、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。要坚持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，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，使提出的点子、政策、方案符合实际情况、符合客观规律、符合科学精神，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。
那么，怎么能提出正确的点子、政策、方案？调查研究能力是获得正确认识的基本前提。年2月8日，陈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：“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，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，也是一种方法，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。”这篇讲话以《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》为题被收入《陈云文选》。今天重温这篇讲话，对于启迪智慧、砥砺品格，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要营造交换不同意见的政治氛围
陈云认为，找到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，也是一种调查研究方法。但他不是就调查研究来谈调查研究，而是站在党内民主的高度来认识，强调从弄清事实的角度形成发扬民主的政治氛围。他认为，“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的问题、缺点和错误，那是很不够的。必须充分发扬民主，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。只有根据大家的意见，切实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，才能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把工作做好。”
20世纪60年代初，我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，党内政治生活也不够正常，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，陈云尖锐地指出“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”的现象是非常危险的。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”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政党，深谙“兼听”的重要性，在伟大的革命征程中，更是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，这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生机活力的生命要素。陈云认为，“一个人说话免不了说错，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。在党内不怕大家说错话，就怕大家不说话。”他未雨绸缪地指出，如果党内都像有些“聪明人”一样，看到了缺点和错误都不提，见面就是“今天天气哈哈哈”，“如果这样下去，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，肯定要失败的”。
从这个角度上，他充分肯定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积极意义。在这次会议中，与会者认为会议党内民主重视不够，要求给他们讲话机会，中央接受了这一要求，与会者对各省委、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，中央主要领导人、各地区、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，承担了相应责任。陈云认为，只要勇于听取不同意见，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，“坚持真理，改正错误，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。”
要加强听取不同意见的党性修养
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。能不能听进去不同意见，考验着领导干部的修养和格局。陈云认为，“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。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，容易听得到；不同的意见，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，人家不敢讲，不容易听到。”反对意见有正确的，也有不正确的，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，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；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，我们必须在实际中收集证据去驳倒，而这个收集证据的过程，则是加深我们认识理解的过程，也是分析思考的过程。要做好工作，必须要对复杂的事物做全面和正确的分析和了解，如果没有听取不同意见的修养和格局，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就很容易作出片面的决定来。
陈云曾经以党内几次错误路线为例分析，“陈独秀的错误、李立三的错误，王明的错误，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，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，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，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。”而要既知其一，又知其二，就必须能听进去不同意见，甚至是“挨骂”。
在如何对待“挨骂”这件事上，毛泽东作出了表率。毛泽东在延安曾两次“挨骂”，其中一次是年6月3日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，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。一个炸雷，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，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，不幸触电身亡。噩耗传开以后，人们议论纷纷。其中有位农民乱发牢骚，保安部门闻讯后要将其作为反革命来处理。对此，毛泽东说，“群众发牢骚，有意见，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。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，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，就去追查，就要立案，进行打击压制。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，是神经衰弱的表现。”
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，事后进行调查研究，发现群众不满的根源是公粮太多导致农民负担重。此后，党做出开展“大生产运动”的决定，实现了“丰衣足食”的目标。陈云认为，“事物是很复杂的，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，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，经过周密的分析，把它集中起来。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，找有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，也是一种方法，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。总之，我们共产党员要加强修养，养成耐心听取不同意见的良好习惯。”
通过交换、比较、反复，形成比较正确的认识
调查研究的目标是弄清情况，能够交换不同意见，就能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。陈云认为，“领导机关制定政策，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来做调查研究，最后讨论作决定就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。”领导机关营造了交换不同意见的政治氛围，领导干部加强了听取不同意见的党性修养，这就为形成比较正确的认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但是正确的认识不止于此，还必须进行比较、反复。所谓比较，是将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决策方案进行比较。事物的优劣都是相对而言的，好的政策也是比较出来的，“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，和过去的作比较，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”，在比较中可以“把情况弄得更清楚，判断得更准确”。陈云曾以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为例，强调这种上下左右进行比较的重要性，“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、大小、进步退步、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，作了比较研究，批驳了‘抗战必亡’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”，得出了持久战的结论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，“由此可见，所有正确的结论，都是经过比较的”。比较之后，也不必急于作决定，还必须留下一个“反复”的时间，“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，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”，“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，当时看来是正确的，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”。正因如此，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，留下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，仔细斟酌后再做出决定，这样基本就可以形成比较正确的认识了，“这也是毛主席的方法”。
党的历史反复证明，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，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；反之，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，甚至出现严重挫折。理论联系实际，既要学懂弄通理论，掌握思想真谛，也要坚持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，而调查研究正是求真务实的基础，是党的优良传统。当前，“十四五”已经开局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，如何确保每一步都走实，每一个决策都科学，决策者必须虚心听取不同意见，把交换不同意见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，不断提升调查研究能力。
（作者单位：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党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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